在我近三十年军旅生涯中，有三个人我始终不敢淡忘，不是因为他们官比我大，也不是因为他们钱比我多，到底什么原因，让我记住他们，我也一时说不清楚，或许，他们就是属于作家们说的那种“熟悉的陌生人”吧！
第一位是少将张剑平。
他和我同在团电影组，长得一表人材。据他自己讲，当兵前曾是学校里的跨栏冠军。能够当跨栏运动员的人，个一定不矮，腿一定不短，人一定不胖，脑袋一定不笨，的确，这几条他都达到了，所以很得领导重视，他有较好的文字功底，那时候团里的墙报板报，基本上是我们两个承包，他写文章，我设计版面，弄得有模有样，经常得到团首长夸奖，当时电影组一共三个人，除了晚上出去放电影，白天有大块时间自己支配，组长一天到晚捣鼓着无线电，经常摆得满桌子的零配件，张剑平喜欢看书，兴趣来了写几行比口号文雅一点的诗。我除了扫地打开水就是在旧报纸上练毛笔字，当时电影组很时兴搞幻灯片，我算如鱼得水，经常在幻灯片上龙飞凤舞一番，张剑平普通话讲得好，自然有用武之地。每当放幻灯时，他便操起话筒，站在灯光最亮处，一副标准身材，一口标准的官腔，常常让观众们投来羡慕的目光。当然，他也有苦恼的时候，每当看到自己几个字像被风刮过的葡萄架一样歪歪斜斜，他总会自言自语地说上一句，“我就不信练不好这几个字”，平心而论，他在练字上还真花了些功夫，特别是提升为团政治处书记以后，也许觉得再不把字练好，不仅对不起观众，更对不起组织，所以那段时间他确实把练字当成功课来做，扎扎实实地写了几个月，每天都要请教我几次，面对他那一脸的虔诚，我只能以鼓励为主，后来他自己也意识到这字光靠练是练不出来的，索性不写了，碰到抄抄写写的事，就好由我代劳了。
在一起共事了三年以后，我们都先后离开了团里，他调师文化科当干事，我调军区炮兵政治部继续放电影写幻灯片。再后来军区炮兵撤销，我调回到江西，他因为爱人也在部队，只好服从组织决定合并到野战部队，这是他人生中最无奈的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到了野战部队以后，再也不用练字了，他的长处得到了充分展示，尤其是那标准的身材、标准的普通话、标准的军姿和那整天笑呵呵的、一副大智若愚的表情赢得了不少掌声和鲜花，因此一路高歌，几年上一个台阶，三下五去二就干到了师副政委，后来他那个师改编为武警，直属武警总部领导，他上北京的机会陡然多了起来，紧接着再上台阶，一脚踏进了将军行列，现在是某省武警总队政委了。在我们那帮子战友当中，他算是发展最好的一个，我在为他默默祝福的同时，也地暗暗的庆幸，庆幸他没有坚持把字练下去，否则我多了一个竞争者，而人民军队却很可能少了一个将军。当然，尽管他已身居高位，确还未曾把我忘记，前几年，我们一位战友去看他，在酒桌上他还问到我“冯为民怎么样，还在写字吧”！
第二位是教授、文学评论家朱向前。
说到朱向前这个名字，喜欢写小说的人总会有似曾相识之感。在解放军的文学圈子里，朱向前的名字更是如雷贯耳，他的头衔实在是多得让我记不住。
记得我第一次听到朱向前这个名字，是在我们师放映员培训班上。他当时写了一篇小说，内容是关于放映员工作生活方面的，集训队把我们集中起来征求意见。那个时候，小说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很遥远的事，不要说写，连读都几乎没有认真读过，反正迷迷糊糊的听了一遍，只记住了“向前往”三个字，尽管没有留下太多印象，但还是从内心佩服那个黑黑的脸，小小的眼睛，鼻子右边有一个大大的痣的家伙，后来随着集训队解散，大家各奔东西，也就慢慢把这件事给忘了。
几年以后，当我从前线报上不时地读到一些诗歌时，“朱向前”又浮现在我脑海里，那个时候我已有了一些文学基础，只要是署有“朱向前”名字的我都会看，尽管他自己现在口口声声说那不叫诗叫句子，可当时对我们还是蛮有诱惑力的，至少觉得能把这些长短句子码在一起变成铅字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所以越发感到朱向前是一个不简单的人。
真正对他面对面的了解是我们两个都调到军区炮兵文化处以后。应该说他调炮兵机关完全是一个很偶然的事，当时炮兵政治部为了迎接建军五十周年，准备成立一个创作组，于是便招兵买马；于是便想起了下面团里电影组有个会写诗的叫朱向前的人；于是便打电话向下面联系，师团的意见很一致，这个人目前不在我们这里，你们要你们调去就是了。据说他当时和师团的关系比较紧张，这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经常不务正业，占了电影组一个宝贵的名额，不好好放电影搞幻灯片，老去写什么小说，小说写了半天不见发表又去写什么诗歌。二是听说他当时正写一个短篇小说，触及到师团领导的某根神经。
不管是驴子是马，最后总算从闽西山区把他找了回来。记得他来报到的时候，满脸的茫然，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只有那双小小的单皮眼还能勾起我的一些回忆。身上除了穿的衣服，什么也没有，害得我忙乎半天给他找被子、草席、碗筷。在办公楼下面的地下室里给他搭了个临时铺位。
或许是因为这里的环境比较符合他的个性，这个阶段他干得特别卖力，庆祝建军五十周年的创作活动结束以后，他留在了炮兵机关并且提了干。因为我们两个不仅是一个办公室还住在两隔壁，所以晚上当他在自己那个筒子间里熬得难过的时候，就会来敲我的房门，一聊便是半个晚上，聊的内容好像主要是对当时发表的一些小说诗歌的看法，比如遇罗锦的小说冬天的童话》、叶文福的诗《将军不应该这样做》等等，他和你聊天不用担心犯困，无论聊几个小时，他都是两手交叉抱胸，一边踱着步子一边侃侃而谈，那派头如果论级别的话，应该属于教授级了。以致于后来听说他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并留校当了文学评论系的老师，我也不感到意外。
他当时在机关交友和活动圈子比较小，仅限于几个对文学有点爱好的人。他身上确实有一种不同凡响的“力”，这种“力”对于一部分人有吸引作用，而对于另一部分人却有排斥作用，让人不敢靠近、不想靠近、也不愿靠近，他这种性格，注定了他的小说写不下去，虽然后来他也像模像样地写过几篇小说，但几乎穷尽了他所有的生活积累，并且把老婆也搭上了。
显然，朱向前在圈外人看来不免有点刻板、古怪和傲慢，而在我们面前他是机智而谦和的，有时还会给你来点小幽默，每每在闲聊中他会做一两个从外国电影上学来的动作，比如表现无可奈何的耸肩动作，以及《列宁在1918》电影中卫队长那个很典型的“除了克里姆林宫大门尼姑里大门也要打开”的动作。
他的学习精神确实不错，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家还沉迷在流行歌曲和购买走私货时，他就一头扎进了电大的课堂里，后来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能拿下占总分百分之五十的文化分与此不无关系。在他的影响下我的写作水平也日见长进，有一次出“庆祝元旦”的墙报，我写了一篇《从翻日历所想到的》短文，机关干部们看了都以为是朱干事写的，让我很是窃喜了一阵子，后来朱向前也确实认为我能写点东西，如果说我今天还在写点东西，也许与他那个时候的鼓励分不开。
朱向前和我们不同的还有一点，就是他有一个可以堪称知音的贤内助，名字叫张聚宁，她还有一个听起来很难跟文人和女人联系起来的外号。张聚宁原是炮兵机关电话班的守机员，写小说的水平比朱向前略强几个百分点，当战士时就发表过几篇与小说差不多的东西。或许是太专注于写作，接转电话时经常走神，部队只好让她退伍，退伍以后她考取了江西大学，然后一路攀升，当了文化局长、副专员。记得张聚宁第一次到朱向前这里来，是我同他一起到火车站接站的，上了公共汽车两个人就为写作上的事争论不休，那时候朱向前明显处于下风，当然吵归吵争归争，作为夫妻，合作还是永恒的主题，没过多久两个短篇小说就诞生了，朱向前的名字排在张聚宁的前面。自从当上领导以后，张聚宁基本上没有发表过什么有影响的作品，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朱向前当然是不敢歇脚的，所以就有了后来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的《地牯的屋、树、河》，这篇小说是用赣西方言写的，通篇的宜春土话，连张聚宁也爱莫能助了。
自从军区炮兵撤销以后，我和朱向前就几乎没有见面。一晃十几年过去，我离家越来越近，他离家越来越远，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留校任教以后，可谓一路顺风顺水，先当了系主任尔后是训练部部长、副院长，担任院领导以后不时地下来走动走动，前不久到吉安和我们匆匆见了一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只是头发稍有些花白，精神气质依然，谈笑幽默如故，而那耸耸肩的“无可奈何”的外国电影动作可能早已淡忘了。
第三位是个体户郭长生。
说郭长生是个体户有点不太准确，他原本是有工作的。八十年代中期，他从部队宣传股长转业，考虑到夫妻团聚，被分配到了爱人所在单位，一个三线厂当了一名厂办干部。这个厂地处深山沟，主要是为部队制造常规武器。在七八十年代，由于全国都在“备战备荒”所以这个厂也很红火，后来随着部队裁员和装备革新，常规武器大大压缩，工厂实行军转民，为了拓展发展空间，厂里动员有美术特长的郭长生带一支队伍打“天下”。从此老郭就再也没有回厂里上班。
郭长生在我的战友中算得上是一个有才华的人，美术功底深厚，有一手画幻灯片的绝活，据说，当时流传一则笑话，郭长生画了一张李铁梅的幻灯片，战士们看了以后，第二天一个个叫脖子酸，的确，他画的幻灯片线条非常细腻、色彩亮丽、构图严谨、造型生动准确。在我刚当放映员时，师里的宣传科长就教导我们要向郭长生学习。那时候郭长生在福州军区美术界已小有名气，不断有作品在报上发表。记得我刚下连队时，就从《前线报》上看过他一幅《我是一个兵》的版画，画面上一群战士围坐在一位首长周围，首长站着为战士演唱《我是一个兵》，作品生动地反映了当时领导深入基层和战士打成一片的情景。由于作品的主题突出、生活气息浓、有思想深度，所以受到广大官兵的赞誉。
一九七五年，为了迎接全区美术展览，师里组织了一个美术创作组，我荣幸地成了创作组的一员，从此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郭长生。在创作组，郭长生既是组长又是我们的教员，他善于一边作画一边讲故事，晚上熄灯以后是他讲故事的黄金时段，我们在被窝里洗耳恭听，他在蚊帐里手舞足蹈，直讲到我们进入梦乡方能罢休。郭长生可以说是我美术上的启蒙老师，在这之前我虽然也画过一些样板戏的素描和水粉，但都是照葫芦画瓢，压根儿就不懂得什么构思、构图、色彩之类的东西，应该说这两个月对我来说是一次美术的扫盲，记得当时我创作了一幅工笔国画《查铺》，虽然不够参展水准，却也算是自己有史以来画得最完整的一幅画，而且至今留在我的记忆中。如果从那时开始用功，也许能成个画家。
和郭长生第二次握手也是在炮兵机关，记得我调炮兵政治部以后不久他也借调到了炮兵政治部干部处，从此一双玩弄画笔的手便没完没了地填起了表格翻起了档案。这等差事虽然没有作画那么浪漫，可也算得上是一个神圣而令人向往的岗位，如果当时他就这么勤勤恳恳地干下去，说不定也会干出个将军来，可是命运总是不愿意走直线，在他还没有来得及把那幅人生转折点的图画构思完的时候，又被一纸命令召了回去，以一个宣传股副股长的头衔把他打发得服服帖帖。当然，生性活泼不甘寂寞的他并没有沉默，而是照例坐在电影组门口的台阶上和那帮难兄难弟们演绎着他的一个个故事。
说来也巧，从福建到江西，几年以后我们又转到了一个地盘上，我被调到他所在的县武装部担任政委，他脱下军装以后一头扎进了他老婆那个工厂，当我再一次看到他时，他那双拿画笔的手又在忙着张罗厂里油盐柴米酱醋的事了。在折腾了一阵子以后，他开始涉足装潢业，拉起了一帮队伍闯荡市场，后来又转行刻碑，还取了个响当当的名字“神笔雕刻厂”，凭着他的美术基本功和雕刻版画的技巧，在碑石上雕几个字本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所以开始生意还算红火，但没过多久一位战友的一个电话又使他动摇了军心，一发狠关闭了雕刻厂，到福建在战友门下当起了打工仔。干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福建的钱也并不比江西的好赚，况且战友的口袋也不宽松。再说这种师徒倒置的味道也不太对劲，索性一拍屁股打道回府。雕刻店已经关了，回来也没法重操旧业，看到这城市建设如火如荼，一栋栋新房子拔地而起，父子俩又瞄上了电脑建筑绘画，这么大年纪学电脑尽管有些难度，但凭他当年画样板戏幻灯片的功夫，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人脑和电脑拼接得有板有眼，经过父子俩一番取长补短，做出了几张不错的建筑效果图，业务日见长进，本可以好好地“玩”它一把，可是好景不长，还没有等笑出声音，又因为城市建设规模的压缩而让父子俩拉长了脸。据说最近又准备把装潢队伍重新拉扯起来，作为战友，看着他还在沿着弯弯曲曲的道路前进，心中不由得有几分沉重，我们多么希望他能走出命运的迷宫，继续讲述着我们爱听的故事。
好久好久没有看老战友作画了，我真想再看一眼他当年参加展览的那幅套色版画———《闭灯穿过一线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