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的东边是一个很大的三沙场子，那是村子里晒谷子的地方。每年谷子收割的季节，这里就十分热闹。各家各户的男女老少都会到场子上来，男的挑谷子，女的扛晒垫，一边嘻嘻哈哈打情骂俏，一边享受丰收的喜悦。男人放下担子有时会在就近的女人的胸脯或者屁股上摸一把，惹来女人尖厉的叫骂。有时把女人们惹急了，她们就会联合起来，逮住一个不十分强壮的男人，放倒在地下，直到把裤子也扒下来。这样的欢乐景象一直要延续到收割季节的结束，然后这里就又变得冷冷清清了，一直要等到下一个收割季节，这里才会又一次热闹起来。
他和她屋子就在场子的两边。门对着门，中间隔着三沙场子。两家的房子也和他们一样，都已经很有些岁月，很破旧了，斑斑剥剥的土坯墙，低矮的屋檐，青色的瓦片，都在诉说着世道的沧桑和年代的久远。他和她的年纪已经很老了，他们的头上所有毛发都变得雪白，深褐色的皮肤布满了沟壑，深陷的牙床已经没有牙齿。他们一整天就这样在各自的门前静静的坐着，看着这些年轻人辛勤地劳作，看着他们嬉戏打闹，回忆着自己已经逝去的青春。不是收割的季节，场子上就没有了喧嚣的场景，也没有什么人到场子上来，但他们还是会非常默契的坐上一整天。
他和她的故事的开始，是在民国二十七年的腊月八日。不知是天意还是巧合，他和堂兄都把那天作为讨亲的日子。两家请的挑日子的先生，都说那天是个好日子。那时的三沙场子也是这个三沙场子，房子也是这样门对着门，同一个三沙场子两边打擂台似的办起了讨亲酒。。他和她还清楚的记得，腊月初八那天下起了那年第一场大雪，飘飘扬扬的雪花铺天盖地从灰蒙蒙的天空倾泻下来。把远处的山和近处的三沙坪都染成一片白色。一阵风吹来，那刚要到达地面的雪花又从地上窜了起来，打着旋，呼呼啦啦又向天上飞去。腊月八，下大雪，明年仓里米更白。村里的老辈人都说那日子确实选得好。他的妻子和她就同时来到这个小山村。好在他们两家都有几亩薄田，成家以后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过着自己平淡无奇的日子。
直到民国三十一年的那一天，这平静的日子被无情地打破。他和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也是打早禾的时候，太阳像火一样照着大地，满山的树木都在蔫蔫的受着闷热的煎熬，那充满天罡地煞和晦气的日子。那天丈夫在田里割禾，她在场子上晒谷子。嫁过来刚刚五年，尽管已经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但是她才二十三岁，正是一个女人风华正茂的时候，加上她确实长得很漂亮，高高大大，雪白的皮肤就像怎么晒也晒不黑，脸上永远红红的像贴了两个红鸡蛋。她的头上总是裹着一条红头巾，远远看去像一团红色的火焰。就在这个时候，一小队日本兵不知咋的就开进了这个小山村。开到村口的日本兵老远就看见了这一团火焰，日本兵一下子来了精神，高喊着花姑娘的塞古塞古的，端着枪就冲了过来。她没有见过这阵势，当时就吓坏了，丢下晒谷耙就往后山跑。刚好碰上挑着谷子的他，急中生智，把堂嫂藏进了后山一个红薯窖。
日本兵没有追到花姑娘，就在她的屋门前叽里哇啦发着肝火，噼哩啪啦地四处放着冷枪，然后就把她家的房子点着了火。她的丈夫看见火光就从山里奔了回来，想冲进火海把瘫痪在床的父亲抢出来，可日本兵却生生地把他拦住了，比比划划要他把花姑娘交出来，说着说着这房子就倒了，她的公公就活活烧死了，不交出花姑娘日本兵就把她丈夫绑在柱子上，用刺刀挑开了他的肚皮，她丈夫凄厉的喊叫着，喊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日本兵把他的肠子掏出来挽到他的脖子上，把心肝肺掏出来喂了狗。日本兵走了，村子里的人才敢回到村子里来，那房子已成一片废墟，看到活生生的两个亲人就这么死了，看到丈夫死的那个凄惨的场景，她哭的昏天黑地，死去活来，这天杀的日本强盗啊，一直哭得晕死过去。
这时，作为堂弟的他默默地走到她身边，把她背回了自己家里，由自己的媳妇守着她。连夜请来了亲朋好友，砍木头做了两副棺材，第二天把叔叔和堂兄安葬了，并把她的五个孩子从外婆家接了回来。现在亲人没了，房子也烧了，她就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堂弟就腾出了两间厢房，暂时安顿她住了下来。为了使她尽快从无尽的悲哀中解脱出来，他叫媳妇天天陪着她，连睡觉也和她睡在一起。
那时候他结婚五年，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有孩子。现在堂嫂和她的五个孩子搬了过来，一下子就成了一个大家庭，家里也就热闹了起来。好在那时他有的是力气，把自己的和堂兄的地全部种了，媳妇和堂嫂在家养鸡喂猪带小孩，打禾的日子，他就在田里把谷子一担担地挑回来，两个女人就在场子上晒谷子，堂嫂就会递上一碗凉开水来。日子就一天天打发，渐渐的，三年艰难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了。
他经常想到的一件事是要给她起几间屋子。为了她能早日把房子建起来，堂弟总是把她家田里打下的谷子分仓储存，或者把谷子卖了的钱单独存起来。开初他想把钱交给她自己保管，可她说什么也不肯接受，共患共难都是一家人了，还分什么彼此呢，我们一家吃住在你家，又怎么算呢，她说。于是他只好把钱代存起来。
堂嫂刚住过来的时候，孩子们都还小，她的老大才五岁，小的才半岁。开初孩子们只是天天找爸爸，慢慢的就开始叫自己爸爸。他自己确实十分企盼当爸爸，可这些年媳妇却怎么也掉不下一个肉蛋蛋来。现在侄儿们叫自己爸爸，心里被侄儿们叫得甜滋滋的，可他怎么也开不了口答应。这时候她就会在旁边用眼睛看着他，好像是一种默认和企求。于是也就别别扭扭地应了，他似乎就就真正成了五个孩子的父亲。自己的媳妇尽管不会生孩子，但也是一个非常贤慧的女人，对自己没有给丈夫当爸爸的机会 ,总有一种深深的愧疚和自责。对堂嫂的孩子叫丈夫爸爸不仅不反对反而感到高兴，直到后来孩子们管自己叫大妈了，她就会乐呵呵地应，就有一种做母亲的享受。
那时候的日子虽然清苦，失夫的痛苦也时刻折磨着她，但这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慢慢冲淡了痛苦，慢慢体验到了一种幸福。她的心里经常会产生一种欲望，一种真正意义上加入这个家庭的欲望。她经常从各个方面去打量他，默默地看着他的身影出神，就会想入非非的产生一些念头。慢慢地，她就会经常在眼神里向他传递一点什么东西，一种非常复杂非常含蓄只有他和她能读懂的东西，弄得他都不敢随便看她的眼睛。于是有一天他和媳妇商量，现在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应该帮她找一个人家了，她还那么年轻。媳妇说我什么时候找四婶说说看。四婶是他的堂婶，是村子里有名的媒婆，有她老人家出面就好办了。
果然没过多少日子，四婶就来到他们家里，说找好了一户人家，是邻村的一个大户人家，娶了两房媳妇都只生女孩，没有生出一个崽来，同意娶他的堂嫂做三房，他们家有的是钱，不嫌弃她已有五个孩子。媳妇拉着她到里屋嘀咕了半天，带出来的话是她不想再嫁人了，她只想把自己的孩子抚养大。开初媳妇以为她可能不愿去做小，怕那两个大的欺负她和她的孩子，就请四婶再物色一个不做小的来。四婶答应着去了。可就在四婶带着信儿一次又一次来到家里征求她的意见的时候，却一次次都被她拒绝，四婶就再也不劳这个神了。
从这时候开始，她的情绪就变得沉闷和飘忽起来，眼睛里总流露出一些哀怨和失落，好不容易消去了的悲痛心境，又重新回到了她的身上，有时候一天不说一句话，默默做着自己的事情。有时候他从她身边走过，她也不用眼睛看他，眼睛就变得红红的，经常可以看到睫毛上挂着没有掉下来的泪花。他只有叫媳妇多劝劝她。
直到有一天晚上，媳妇到娘家去了，孩子们都睡了，他在厕所洗澡。洗着洗着就有一个雪白的影子闪了进来，在后面紧紧抱住了他，他一下就懵了。她抱着抱着就哭了，你的心为什么这么硬啊，为什么要赶我走啊，我做你的小还不行吗，嫂子都同意了，你为什么不啊，你就忍心孩子们永远没有父亲吗。她哭得很伤心，很伤心。他慢慢扳开她的手，转过身子来，看着她泪眼婆裟的脸，没有说一句话。她就扑在他的怀里思思量量地哭。两个一丝不挂的胴体就这样默默相拥着，她的一对坚挺的乳房紧紧压在他的胸膛上，她的泪水从她的脸上流到他的脖颈上，然后再流到他们紧紧贴在一起的胸口，再和着洗澡的水流到地下。
直到她哭得泪水流干的时候，他把她抱了起来，把她轻轻放在了床上，在微弱的灯光下，他看到了她那美妙的胴体，雪白无暇的皮肤，丰满挺拔的乳房，还有那让人心惊肉跳的地方和令人窒息的体香，她静静地躺着，四肢张开，眼睛微闭，留下一丝余光看着他，似乎在等待着一个神圣的时刻到来。他从心里感觉到一种难以言状的煎熬，他的身体开始发热和膨胀，空气开始令人窒息，他担心自己快要支持不住了。可这时他似乎看到了堂兄那痛苦的身影，看到日本鬼子用刺刀挑开堂兄肚皮时的情景，他退却了，掀起被子帮她盖好，就匆匆地逃了出来。
后来他才知道，那天媳妇回娘家是媳妇刻意安排好了的。他的媳妇对堂嫂的遭遇非常同情，她也看出堂嫂对丈夫的一片痴情。在一起生活的几年里，她觉得他们已经是一家人，日子虽穷但过的很舒心，有这样一个姐妹在一起说话过日子，至少可以没有那么寂寞。当然还有那一群可爱的孩子，至少可以弥补自己的无能和这个家庭的不足，所以当堂嫂哭着向她表露心迹的时候，她没有多少吃惊，而是默默地为她擦干了眼泪，两个女人紧紧抱在了一起，呜呜地哭了。其实那天并没有什么事回娘家，只是想给他们一个机会。
第二天媳妇从娘家回来，左瞅右瞧却没有看出他们成了好事的迹象来。媳妇不明白，放着这样贤淑漂亮的堂嫂，丈夫怎么就不动心呢。晚上睡觉时，媳妇试探着问丈夫，你就把她收了吧，她实在怪可怜的，五个孩子啊，好的人家谁会要这么多的拖油瓶呢。
丈夫答非所问地说，是该为她起几间屋了。
从那天起，他除了正常的田间劳作外，就开始练泥巴放土砖，砍木头作门窗，为起屋作准备。他就像一个抽了一鞭子的陀螺，从早到晚转个不停。就是在有月光的夜里，也风风火火的没有空闲的时候。看到他忙得又黑又瘦的身影，她就会远远地看着，任眼泪连连不断地掉下来，心里就有一种隐隐的痛，有时就会跑到房间蒙着被子痛哭一场。
起房子是乡下人家的一件大事。好在村子里都是同宗同族，一声通知大家就会主动前来帮忙，起屋那天全村的劳力都来了，不到十天时间，三间土坯瓦房就盖起来了。搬家那天全村的人都来了，热热闹闹吃了一餐酒，放了长长的一挂爆竹。然后他把这几年卖谷子的钱除了买木料和瓦的外，剩下的都一分不少地交给了她，她哽咽着就是不接，他就在她手心里重重捏了一下，眼睛死死地看着她，这就传递了一种不可抗拒信息，令她不得不把钱收下。
她一家搬走以后，他的家一下空荡了许多。连他的媳妇都感到不适应。这个宽大的三沙场子就像象棋里的界河，把他和她无情地隔开了，也像一把锋利的剪刀，把她那一丝丝游离的情愫生生地给剪断了。好就好在他们的家门对着门，目光穿过场子就可以看到对方的身影。家里有什么事，站在门口就可喊应对方。再就是，她的田还是他帮着耕作，还是经常要到她的家里来，和她商量一些事情。他们没有住在一起，没有过肌肤之亲，但她却从心里已经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丈夫，孩子们也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爸爸，他仍然是她的依靠和支撑。在这种力量的支撑下，日子一天天过下去，儿女也一天天长大。
老伴去世后这几年，他和她都是这么面对面坐着过来的。他的老伴去世时，她自然要来帮他，直到热热闹闹把老伴送上了山。末了，劝他不要太伤心，说人的生死是天数，像她的丈夫，再伤心也不能复生。可他怎么也抹不去内心的痛苦，天天坐到门口伤神。呆呆的，像一艘失去了舵的小船。这时，她也就搬了个凳子坐到门口来，远远的陪着他，他便像有了一种什么力量，确确实实地给了他一种温暖，这无舵的小船才慢慢恢复了正常的航行。渐渐就达成了一种默契，每天早上和黄昏，两人都会准时坐到屋门口来。早上，望着初升的太阳缓缓地从东边的山坳里升起来，傍晚，看着太阳悄悄从屋角跌落下。尽管他们一整天相互不说一句话，但他们都感觉到自己正在和对方交谈，谈那个古老的传说故事。
就在他帮她起屋的第三年，这里就解放了。解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划阶级成份。他家里土地不多，被划了个下中农。下中农是贫下中农的一部分。她家的土地比他家多一些，很自然的被划成了富农，富农是和地主连在一起的，再后来又与反革命和坏分子连到了一起，叫地富反坏右。日子就注定没有那么好过了。
那天几个土改工作组的人来到她家，问她家里有多少土地，多少头牛，请没请长工，她一一回答了。工作组的人问你没请长工难道这些田地都是你自己作的吗。她说不是，是我家堂弟帮作的。人家问你就不要付工钱吗。她说一家人没有付。工作组问你们住在一起吗，她说没有。人家说没有住一起怎么是一家人呢。工作组又找到他，问你帮她家作了那么多年田，就从来没有要过工钱吗。他说我堂兄被日本人杀了，孤儿寡母的，作为堂弟就不可以帮帮她吗。来人就灰溜溜地走了。后来他才知道，如果当时他拿了她家的工钱，就是她请了长工了，阶级不是富农了。
这个时候，他庆幸自己当初没有接纳她。如果当初他真的把她纳了小，新社会不允许娶两个老婆，那么他应该留下哪一个呢。
接下来的日子就变得艰难起来。从那时起，她就只能靠参加劳动挣工分养活自己和孩子。这副担子对她来说实在是太重了，她作梦都没有想到，有一天要靠自己一个女流之辈挣工分养活五个孩子。她埋怨那死鬼死得太早，埋怨他在那边怎么就不保佑一下他的儿女们。小时候母亲给她算八字，都说小姑娘以后是大富大贵的命，怎么就一点都不灵验呢。
她只有留下十二岁的大儿子在家带弟妹，自己挽起裤腿天天下地拼命干活。她一天能挣五个工分，等于半个男劳力。每个工分值四分钱，一年下来一天不休息也只有七十三块钱，连全家的粮食钱也不够，于是她成了队里最大的翘支户，日子过得异常艰难。
这个时候他和他的媳妇就会经常到她的家里来，送上一只南瓜，或者一把蔬菜，有时还会带上两个鸡蛋。每次都是默默地把东西放下，就默默地离开，似乎已经没有什么话要说。可她总可以从他们的眼睛里读到许多东西，语言的表达就显得有些多余。
这一天晚上他又过来，给她送来一串死黄鳝，那是他白天耘禾打石灰时拾的。给孩子们炒着吃吧，他说。谢谢爸，孩子们欢呼跃雀。她看着他，他也看着她，四目相对，她的泪水就流了下来。长时间下地劳作，她的脸已经没有了过去的风采。脸上没有了光泽，没有了那两个红鸡蛋，皮肤也变得粗糙和黝黑起来，蓬乱的头发好像许多日子没有梳理，一身补丁连补丁的衣服胡乱的裹在身子上。他的心里也就生出许多痛苦，一滴混浊的泪水就不自觉地滚了下来。你相信命吗，她说。我是相信的，这都是命，我现在连找个靠着哭的胸膛都没有啊。于是他扳过她的身子，把她拥进怀里，让她丝丝的哭了个够，任她的泪水流向自己赤裸的胸膛。
转眼到了那几年灾害时期，整个国家都勒紧了裤腰带，耳朵里经常听到饿死了人的消息。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了，连喂鸡的细糠都做成粑粑吃了，于是就吃观音土，那东西吃下去就出不来，上厕所要用手把粪便抠出来。到后来一家子实在饿得不行了，五个孩子的手脚也开始出现水肿的症状。她每天晚上都不敢入睡，生怕什么时候就自己或有一个孩子睡了就不会醒来。这天晚上已经很晚了，她头重脚轻的刚躺下，就听到笃笃的敲门声，她拖着无力的身子打开门，就看到他扛着一袋什么东西进来，慌张地对她说，把它藏好，给孩子们吃，说完就匆匆地走了。她打开袋子一看，是一袋刚挖来的小红薯。她吓坏了，赶紧把袋子藏好。战战兢兢地洗了几个红薯，叫醒孩子们偷偷地吃了。叫他们千万不能对人说。
从这天开始，他就经常在半夜三更来敲她的门，送来一些来路不明的东西。有一天她拼命地把他拉住，流着泪对他说，你再也不能这样了，会要了你的命的。他却黑着脸说，顾不得那么多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孩子们饿死啊。你放心不会出事的。
可就在有一天，有人传过话来，说有人偷队里的东西被抓住了。她跌跌撞撞地跑到大队部一看，只见他被五花大绑在一根柱子上，脸上毫无表情，目光呆滞。衣服也被扯得破破烂烂。她和他的媳妇拼命的叫他也毫无反应。那时候偷吃的不亚于现在抢银行，这个罪犯得大了。队里的头头说明天就要把他送进公安局。她的心真的碎了。
这天晚上，她来到了当生产队长的堂伯家，一进门就给堂伯跪下了。声泪俱下的请求队里放过了他。看到她那楚楚可怜的样子，堂伯似乎起了恻隐之心，答应放了他。可就在堂伯把她扶起来时，堂伯紧紧的抱住了她，胡子拉杂的嘴就往她的脸上啃。她当时吓坏了，拼命反抗又不敢喊出声音来，那天堂婶去了娘家，但孩子们就睡在隔壁啊。她想起了还关在大队里的他，想起了他那目光滞呆的表情，她担心一旦他出了什么事情，这天就塌下来了。含着泪水一咬牙，就停止了反抗，任由堂伯把自己抱上了床。事情过后她痛哭了半天，堂伯答应她明天就放了堂侄，说她跟了他肯定不会吃亏。
第二天他就被放了回来，可整个人变得蔫蔫的，神情木讷不说一句话，他的媳妇和她拼命地劝。总算把他从无状的悲戚中拉了出来。事情也算过去了。可后来的一件事，又把他砸得差点进了班房。从那以后堂伯就经常来她家，如果孩子们不在家，一进来就拉着她上床。她怎么反抗都无济于事。那天晚上堂伯又来了，拉扯中被自己的小儿子撞上了，慌慌张张跑去给他报信，说有人在家里欺负母亲，等他急匆匆跑过来时，当队长的堂伯还在纠缠堂嫂，他气坏了，提起堂伯一拳打过去，堂伯的两颗牙齿就掉了下来。堂伯夺门而逃。尽管堂伯不好公开真相，可还是想方设法给他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阶级成份就从下中农划到了地富反坏右的行列。
加入了地富反坏右，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他和她自然也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几年后的那些年月里，人们用报纸作了一个个高帽子，让地富反坏右份子戴着，敲着铜锣或脸盆，在街上和乡村游走，口里还要高喊，我是坏分子啊，我是地主分子啊，我是富农分子啊，我是右派分子啊，那声音听起来格外的凄厉和滑稽。他和她的关系也就成了人们最为关心和最引人注目的话题，成了那些疯狂的人们努力打探的秘密。她胸前挂着的牌子上写着，富农分子，破鞋，还挂了一双又破又脏的鞋子。审问的时候，他们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你丈夫死后在他家住了那么多年，难道你们就没有互相碰过吗。你的田地他帮你作了那么多年，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你的孩子都叫他爸，难道是假的吗。他那么热心帮你操持起房子，难道是一般的关系吗。还有，他冒着生命危险去偷东西给你，能说你们的关系是清白的吗。批斗的时候，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起哄问他，你和她究竟是什么关系，问他嫂子的味道比老婆的好吗。
造反派们甚至晚上把他和她一起关进队里的仓库里，外面派人偷听他们的说话，偷听他们在一起作什么。在漆黑的屋子里，他们只是静静地坐着，两人都不说一句话。他们能听见彼此的心跳，甚至能在黑暗中看见对方。他们在无语中交流，在给对方一种力量。事实上每次在一起挨批斗，他的头总是高昂着，造反派把他的头按下去，他马上又会把头昂起来，就是为了给她一种暗示，一种力量。这时候她就有了主心骨，就没有去死的念头。黑暗中他们就这样坐着，听着对方的心跳，听着屋子外面断断续续的蛙鸣，挨过这漫漫的长夜。再后来，她实在有点熬不下去了，索性摸索着钻进他的怀里，轻轻睡去。他也就紧紧地搂着她。她就感觉到一种莫大的享受，就睡得非常踏实，她甚至作了一个非常好的梦，梦见这轰轰烈烈的运动结束了，梦见他和自己真正成了一家人，梦见他和自己像所有的夫妻一样，互相搂着睡觉，梦见他们双双回到孩子们的身边，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叫他爸。
太阳天天从东边升起来，又从西边落下去，然后又从东边升起来。就在这太阳的升起与落下中，她的五个孩子长大了，他和她也就渐渐变成了老翁和老妪。开初，他和她都才六十来岁，尽管身体不好，但听力和视力都还可以。隔着场子彼此也能看见对方，听得见她挪动凳子和他磕烟斗的声音，看得见那鲜红的太阳。可随着年龄的增大，慢慢的就不行了。他们的眼睛就变得模糊起来，互相只能看到一片灰蒙，连鲜红的太阳也只能感觉到一片朦胧的红色和灼热。那搬凳子和磕烟斗的声音也倏地变得久远。可他们依然忠实的感觉到对方的存在。依然感觉到自己还在和对方说着话，共同演绎着那个该结束了但还没有结束的故事。
值得安慰的是，多少年苦难的日子过后，她的五个孩子都很有出息。五个孩子都把他当做自己的爸爸，把他的老伴看做自己的大妈妈。两家人仍然隔着场子住着。可就在日子越过越好的时候，他的老伴去世了。临死的时候，老伴拉着她的手，轻轻地说，我死后，你们就在一起过吧，我一辈子没有给他留个后，我就把他交给你了。说完就咽了气。他第一次哭了，哭得死去活来。老伴的葬礼办得很隆重，她的五个儿女全都披麻带孝，风风光光地把老伴送上了山。老伴去世以后，他就像害了一场大病，身子骨一下就垮了，腰也佝了，嘴里总会咳嗽出一些带血的浓痰来。尽管才六十来岁，但再也耕不动地了，她的大儿子就主动耕种了他的土地。她的儿子叫了他几十年的爸爸，现在就真的有点像亲儿子了。经常会把柴米油盐送到他家里来。儿女们也试探着动员他到自己家里来住在一起，两个老人也可以做个伴儿。他们也从几十年的观察中，看到了母亲对他的一片痴情，况且自己和兄弟姐妹们也一直把他当做自己的亲爸爸，他对自己一家的恩情要还也还不过来。可这个好意一说出来就遭到他的坚决反对，他说几十年都过来了，我不能到老了还给人家口实，影响你妈一世的清白。宁愿这样远远地坐着，和你妈说说话。
她的五个儿女长大后碰到了好时光。三个女儿都嫁到了城里，做起了自己的生意。小儿子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大学，在北京工作。只有大儿子仍然在家当农民，陪着母亲。只有在过年时儿女们才会一个不少的回来，一家人欢欢乐乐团圆一回。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把他请过去，和母亲一起过年。儿女们给母亲买什么礼物，也会给他买一份。后来大儿子也在村口盖起了新房子，要母亲过去一起住，可母亲却怎么也不愿意去。她说她喜欢老房子，尽管房子已经很旧了，她还是不愿意离开它。儿子在心里明白，她真正放不下的是他，是那个她心中的丈夫。旧房子是他亲手盖起来的，连里面的桌椅板凳都是他做的，几十年的摆设也没挪动过。她看见这些东西就会想起过去了的岁月，就会想起自己那朦胧而揪心的情愫。家里用的一只马勺，舀水磨得只剩半边，根本剩不了水了，但她怎么也舍不得换掉。
终于有一天上午，当她巍巍颤颤的搬着凳子在门口坐下之后，就感到了一些异样。似乎觉得遥远的另一方变得十分空虚，那些熟悉的随风飘来的气息一下子淡薄了许多。她唤过了正欲上学的孙子，问对面的爷爷家出了什么事。孙子一溜烟跑过去，回来说那边爷爷病了，病得很不轻。
是该走了。她喃喃自语。她就突然感到一种可怕的孤独，感觉到自己的小船也丢了舵，变得摇摇晃晃起来。她再也坐不住了，似乎听到那十分遥远的地方有一种十分亲切和熟悉的声音在呼唤着她，有不少亲人在世界的另一方翘首等待着她。整个世界刹时间变得空荡荡起来。于是摸摸索索地站起来，慢慢地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
从那时起，他和她就再也爬不起来。半个月后的一天，当她正迷迷糊糊睡着的时候，突然看见他笑嘻嘻地走了进来，拉起她的手说，我们一起走吧。于是她就觉得自己变得轻飘飘的起来，和他手拉手地飘向了五彩斑斓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