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来宜春，是住在北门的姆姆家里。所谓北门就是高士路。高士路的顶点在“北门岭上”。现在高士路还有，“北门岭上”没有了（有一次，我去管兆平家闲聊，发现他保留了一张他画于1962年的“北门岭上”的水彩写生）。消失的还有北门岭上的亭子，以及亭子边上的理发店。它就像老舍笔下的茶馆，好多宜春过去的生活都会上那儿报到。亭子连着一条逼仄的巷子，巷子连着一座浮桥，浮桥连着一个城门。进了门就进了宜春城。那条巷子就是高士路。现在的高士路只能称作“高士路二世”。
姆姆家在高士路南头，一座旧式的二层楼房。我第一次住在木板、木门、木墙、木楼梯的阁楼上，很兴奋，早早地醒了，醒了又不敢起床。一是我人小，只有七、八岁，做客要看大人的脸色行事；二是我怕制造出咯咯的响声，吵醒了人，所以睁着眼睛等天光，同时也派听觉四下探索。巷子里有人走过去了，有人穿套鞋走过去了，有人推车走过去了，有人挑担走过去了，有人在开门，有人涮饭甑，有人在刷牙，有人在“啪柴”（劈柴），有人在倒水，有人在打招呼。这种市声里独有的节奏和分贝，轻轻的、隐隐的，嘈杂在一起，越来越急促、厚重，直至喧嚷，很传神地表达了“苏醒”这一主题。正当我聚精会神地欣赏这部生活的交响乐，忽然听到了一个炸响：“有尿———卖么———”，那么高亢、嘹亮，无所顾忌，就像早晨的雄鸡，有一种天赋的“吵闹”的权利。在众多刚刚苏醒的声音中，这声叫卖显得特别神气。这以后，日常的声音次第活跃起来。
我惊心于这声叫卖，还不仅仅是声音频率的差异所致，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尿还可以卖？尿还要卖？这其实让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接触到了一个供给与需求的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那时候还是七十年代初，市场的理念离我们篷山万里，买卖是一种全民顾忌，什么东西能卖，什么东西不能卖，“上面”都有规定，否则，按“投机倒把”论处。当然，那时，我并不了解我国的政治形势，但就是本能地对尿可以“买卖”感到诧异。
没过多久，我由客居宜春变成定居宜春，几乎每天早上都能听到这样的叫卖，就渐渐习以为常。我也做过卖尿的生意。可以说，宜春绝大多数家庭在那个年代都是这一“产业”中的工人和销售员。用现在的话说，已形成了这方面的“专业市场”，达到了“规模经济”的要求。这只是在做类似于“ 1+1”这种最基本当然也是最正常的经济运算：自己需要什么，到市场上一吆喝，发出一个信号，就会引出供给，自己的需要便会得到满足。然而，即使是一个简单的“运算”，在当时，为什么惟独宜春人会做，别的地方的人就不屑于此呢？是不是别的地方就没有“卖尿”的需求？即使在今天分析这事，里面还有一个不同寻常之处：尿是一种人体产品，它能买卖，那么，我们人身上的其它产品比如血可以买卖吗？这在今天仍是一个禁忌。联系到当时的各种社会禁忌，我们不能不承认在宜春城里第一个喊出“有尿———卖么———”的那个菜农，有石破天惊的意义。而在那十几年中，宜春城的“尿产业”创下的对尿的生产、利用最具效率的全国记录，也应该载入我国的经济史册。
由于化肥的普及，“有尿———卖么———”在宜春的大街小巷里消失了，时间大约在80年代初。现在，经常有游贩吆喝着人们出来，当然不是要他们卖尿，而是要他们买蔬菜。一些挑剔的顾客明察秋毫一番后，撂下一句“不是尿淋的，吃起来梆硬”就走了。我记录这一旧民俗，并不是召唤菜农又挑起尿桶去开发尿产品，我只是想起“有尿———卖么———”，就能感受到一种敢想敢做，不怕听惯了“小楼昨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士大夫讥笑的勇气，这也正是当今面对市场大潮的宜春人所缺乏的。我怀念这一吆喝的原因便在于此。
二
小时候，我写一篇学雷锋日记，内容是和陈坚从火车站护送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婆婆回家，然后我们自己回家，时间很晚，街灯已经亮起。我把日记交给父亲修改，他在街灯亮起后面加了一句：“马路上留下一串清脆的自行车铃声”。为什么要加这句？大概那时他想起了电影《阿诗玛》的主题曲吧：“马铃儿响来哟玉鸟儿唱，我陪阿诗玛回家乡……”坐马车回家为什么会在意“玉鸟儿唱”呢？玉鸟儿是一种什么鸟？我怀疑是“马铃儿响来哟与鸟儿唱”，两种声音叠加在一起好听吗？后来看日本电影《生死恋》，里面有个细节，夏子准备向她的男友表白心声时，旁边有一部列车风驰而过，轰隆隆的声音响彻了整个长镜头。导演可不是在抄袭金昌绪的“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夏子爱的表白如何对观众也没有火车的轰鸣来得要震撼吧。可见，声音的性质总是由人的状态决定的，“马路上留下一串清脆的自行车铃声”是想牵引出撒欢的心理状态，而不是疲惫不堪的沉重。
因此，可以从一个人对声音的好恶中看出他的状态。我问同龄人刘荣华她童年最好听的声音是什么，她说是夏天学校门口卖冰棒的老太太的吆喝声。她说冰棒只要 3分钱一根，但她拿不出这 3分钱。我小时候也常听卖冰棒的人的叫喊，香蕉冰棒 3分钱一根，绿豆冰棒 5分钱一根。买冰棒时，如果我隔着冰棒纸摸一下有点软，就要求卖冰棒的人换一根硬一点的。冰棒软得快要融了，对方也会 2分钱卖给你。冰棒怎样才不会融化呢？冰棒箱子是木头做的，里面用厚厚的棉絮和棉纱包着，上面开了一个只能伸进拳头的口子从里面拿出冰棒来，尽量减少与外面热空气的交流。现在的人买冷饮，把冰柜的门开得有当年的冰棒箱子那么大，老板娘一点也不担心里面的冰棒雪糕会融掉，但遍地开花的冰柜冰箱让南极的臭氧层融开了一个大洞，而当年人们在冰棒箱上面付出的那份小心翼翼，也为臭氧层不融化立下了汗马功劳。前后对比，让人不禁感慨：世界上的问题往往如此，不是解决了，而只是转化了，最后成了更棘手的问题。
我小时候听到更令人激动的声音，是敲桂花糖的人用铲刀和铁锤制造出的“叮当叮当叮叮当”，以及不是敲桂花糖的人炸爆花米放炮的声音。这些比“冰棒呀！买冰棒呀！”的叫喊要稀罕得多。尤其是炸爆米花的声音，一年里只能遇到一两次，甚至一年都听不到。炸爆米花的师傅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摆好家伙———压力锅、风箱、一个极其夸张的口袋（有两三米长吧），就会从白天一直干到天黑才歇工，中间没一点停歇。因为有一支长长的队伍在等着他。他把像葫芦一样在炉子上转了几分钟的锅搬下来，塞进那只夸张的黑口袋里，裹好口子，用一只脚踩在上面，再用一根铁棍敲一下锅上面的一根拴子，大家捂着耳朵，听炸爆米花的爆炸声，看袋子里冒出的长长的烟，闻到浓浓的米香，就跟过年炸炮仗一样兴奋。打一炮要 1毛 5分钱，一斤晚米的价钱，有时还要自备柴火，而我们得到的是由半斤米变成的一脸盆堆起来的爆米花。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每一次出门都会把一只裤口袋塞得满满的。
经常能听到的有蝉鸣鸟叫，这两种声音是不受欢迎的。我记得启友说某个人住偏僻了一点：“住那里有什么好？每天听鸟叫。”我住的粮食局不算偏僻，加工大米的机器轰然作响，但这也挡不住有大量的鸟飞到粮食局那块区域去觅食，尤其到了傍晚的时候，粮食局的树上鸟叫的声音比树叶子还要多，有气枪的人经常这个时候去粮食局打鸟。到了早上，听到的就是公鸡打鸣的声音。到了中午，常常听到下了蛋的母鸡的叫唤，此起彼伏。那时，家属楼里几乎家家都养鸡，鸡笼就安在走廊的角落或楼梯底下，人鸡共享一幢房子。鸡屎拉得到处都是。屋外的鸡屎被灰土和光同尘了，室内的鸡屎靠有觉悟的人去扫，好在屋子里不是水泥地，是泥巴地，走得人多，也会蹭掉鸡屎的斑驳，不让它们叠加。
不常听到的是蚕虫吃桑叶的声音，这要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而且养的蚕得不少。夏天不经常听的是敲西瓜的声音，从是否清脆来判断西瓜熟了没有。西瓜不常吃，所以那种声音与蚊子苍蝇的声音无法比。冬天最喜欢听的声音是烧木柴火传来的叭叭声。春天喜欢听的声音是鸡雏发出的悉悉声，让人听了心里发软。家属楼里的人都是春天抱鸡苗的。秋天则是惊心于灶鸡子（蟋蟀）的声音，那声音在静静的夜晚传来，越发让人觉得孤独。这时，我躺在被窝里，非常享受从窗外天线捕捉到的无线电的声音，用一只电话耳机和一只二极管接上用漆包线像蜘蛛网网在木头十字架做成的天线，就能听到耳机里有人播新闻或唱样板戏。从街头的大喇叭里听，音频非常高。但在自制的耳机里听，就有点像是鸡雏的悉悉之声，听不多久就睡着了。
那时候，宜春街上很难见到汽车，轿车更是如现在的濒危动物，以至人们见到一回轿车就给自己增添了不少谈资，可以向同伴讲述轿车的种种细节：颜色、外形、坐了什么人，从哪里往哪里开，等等。汽车也是大家欢迎的“稀有动物”，我倒不是喜欢听它发出的声音，而是喜欢闻它发出的汽油味，比经常能闻到的煤油要让人兴奋得多，它就是我少年时代的 K粉。大家都跟比金子还少的司机套近乎，无非是想搞到一点汽油。
这些声音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真实，包括风声、雨声、学校人工敲出来的铃声，不像长大了我听某些官员的声音，霸道暴戾，声音夸大得很高很大，却无法听到任何其本人真实的东西。
现在我有一个苦恼，就是上面那么多证明生命还活着的声音全部被汽车声覆盖了。我住在一幢临街的房子里，一年四季除了听到不绝于耳的汽车声音，其他什么也听不到了。其实还是能听到的，但被机器声搞坏了心情，对它们也就充耳不闻了。以前有一个乡绅到城里看戏班子，没得到好座位，很不高兴。戏班中人看他像个乡下人，就调侃他说：“你要看戏，叫班子到家里唱好了，但班中膳食，每顿都要有风鱼、火腿，你供得起吗？”乡绅马上订演一百本戏，明戏班子在一处堂厅内自演自唱，把门厅锁起来不让一个人入厅。一天两顿，除风鱼、火腿外，没有任何菜肴。不到几天，戏班诸伶受不了，向乡绅求情，才算了事。我现在天天听汽车闻汽油味，正是少年的我期待的，现代化扮演的就是那位乡绅的角色。我如何向它求情？
三
儿子从学校上晚自习回来，他在楼梯口放自行车以及上楼的脚步声，总是被妻子首先听到，甚至等儿子上到五楼按了门铃，我都还不知道是儿子回来了。她老是提醒我去开门。有时没响门铃时她就叫了我。我说她过敏，但每一次的结果都证明了她的直觉是对的，证明了我的不敏。我对她的预感很佩服。
对女性来说，这是了不起的事。女性在一些事情上就是会比男人更敏感。英国布里斯托尔镇在过去的 30年里，到处都能听到一种低鸣声。这是一种由煤气管道、无线电波、汽车交通交响而成的低频声。男人对这种恼人的低鸣毫无知觉，而布里斯托尔小镇的女人却常常对此感到头疼并且夜不能寐，因为女性对较高和较低的音频更敏感。
女性对触摸、味道、语气、面部表情更敏感，更懂肢体语言，也有更高的承受痛苦的能力。正因为此，女性才能成为了人类物种中被上帝选中，作为忍受阵痛和分娩的那个性别。可是，这种敏感总是在不敏感的男人那里遭到忽视。世界上没有多少男人喜欢林黛玉，说她是病态美。男人眼里林黛玉的病倒不是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她特敏感，所以她特别喜欢流眼泪。她总能读出贾宝玉读不出的语气、面部表情、肢体语言，就像布里斯托尔的低鸣，让林黛玉心痛并夜不能寐，导致她生理上的病情加重。如果林黛玉粗线条一点，也许对她的身体有好处，可她也就不再是那个女性中的极品了，让世上多少大大咧咧的男人也跟着她流泪。
在家里，妻子是小心眼儿，总在为这事那事操心。我有点粗枝大叶，捧一本书在灯下面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别说儿子上楼梯的声音，有时外面打雷也可能不惊心。过去妻子老埋怨我这点，说我不能未雨绸缪，对家事关心不够。妻子以为我应该像女人一样的人。现在她总算明白了：女人是与男人不一样的。布里斯托尔低鸣是存在的，但对于听不到它们的布里斯托尔的男人们来说，它们又是不存在的，危险信号的效用是通过女人的感觉发生作用。被街道上的机车声搞得焦头烂额的我十分赞成我国发展电动汽车的战略，因为电动汽车的发声非常低频，我不甚敏感，不过这要让妻子难受了。如果这难受胜于房奴，就要考虑搬房子了。
四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的一天，同学马建昌对我说：“那个唱《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的女咯长得蛮斯气（宜春话：漂亮）。”他说的那个“女咯”就是李谷一，他在一部新闻纪录片上看到的。《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是一首山西民歌，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华国锋有地缘关系，在大江南北传唱了好一阵。现在再也听不到这支曲子了，但还是能经常在电视里看到李谷一。可惜我没有眼福看到1977年的李谷一如何斯气”，也就不能比较现在的李谷一在容貌方面与时光的斗争取得了如何卓著的成就，总归是了不起吧。
但我可以去比较李谷一在声音方面对抗时光的成就：如果闭着眼睛听《乡恋》，我是弄不清是30年前的李谷一还是30年后的李谷一唱的。那首歌歌词也写得好：“你的身影，你的歌声，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昨天虽已消失，却难得和你相逢，只有风儿，送去我的一片深情，啦啦啦，啦啦啦，只有风儿，送去我的一片深情。”她是用气声法唱的，就是说她的声音使人感觉到气一呼一吸，对应心脏一缩一鼓。恰恰她唱的那些歌曲的顿挫轻重，其流动停止升起低伏，全然不同于文革时期的歌曲让人的心脏总是鼓着的，她的啦啦啦，啦啦啦”很贴切于那个时代心脏久违的一种状态，让听众心脏鼓与缩的力度与节奏不同于革命艺术的作用。而我们的心脏需要 N多的力度与节奏，因为在人类进化历程中，我们的祖先经历了 N多的生活，它们通过基因储藏在了我们体内，比如说，我不习惯没有垫子的鼠标在桌面上磨砺的声音，是因为它引起我心脏鼓与缩的那种力度与节奏，与我的祖先在丛林时代听到老虎咬碎一只羚羊骨头的心脏状态相当。这个联系还不如下面这个神奇：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理论上都可以沿着一条不曾间断的细胞分裂链，追溯到几乎 4 0亿年前地球上最早出现的那些细胞生命身上。
先人是喜欢声音多样性的，他们喜欢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物质发出的声音，称其为“八音”。你比如说匏吧，它是一种瓜，用瓜做的乐器现在还能听到。葫芦笙演奏的诸多云南民歌为吴某人所喜闻。乐队沙钹的效果，就相当于古人把匏瓜晒干来，摇动它听空空的瓜里坚硬种子的声音。至于土发出的声音现在很少能听到了。古人有一种乐器叫埙，就是用陶土做成桃子大小的乐器，上面有孔，双手握着，对着孔吹，发出呜呜低沉的声音，有点像大型动物悲伤时发出的低鸣。可以看出，祖先在声音方面是不偏食的。“八音”中为什么没有水声？大概是水无法固形，不便携带，只好在“高山流水”那样的场境中去听第二手的水声了。我曾在电视里听过谭盾的水交响乐，就是用第一手的水声与大型乐队合奏，有一种“如听仙乐耳渐明”之感。我说不出它如何的好，但能说出它如何稀有，因为没听过，一旦听到，那种声音就“明”了起来。
30年前，李谷一的歌声就像是一件东西从暗处来到明处，给那时的人们一种非常新颖的感觉。她的歌就像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给这个世界贡献出很多另类的声音形态，就像是“八音”之外的水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说的是柳永，“凡有影视插曲，皆有李歌”说的就是李谷一了。像《妹妹找哥泪花流》、《知音》、《心中的玫瑰》、《何时才相会》、《迎宾曲》、《边疆的泉水清又纯》、《难忘今宵》这样一些歌，对我来说是“不需要想起，但也绝不会忘记”，我经常哼唱李记旋律，也啦啦啦地唱一点它们的变奏，这些零碎的音乐素材，后来有机会加入吴某人的各种知识，逐渐形成我对音乐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往大里说，就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了。比如，在广州举行的第十六届亚运会开幕式上，每个国家运动员入场时的伴奏乐是该国最为民众熟悉的曲子。中国运动员入场的伴奏乐就是管弦乐形式的李谷一代表作《迎宾曲》。这的确是最为中国民众熟悉的曲子之一，但在第二天央视五套有关开幕式的报道中，这首曲子被更名为《喜洋洋》，这说明曾把我从暗处带到明处的《迎宾曲》被某些人又带到了暗处，那种生命更迭的意味立即接管了当时我的感觉，而大多数生命对这一小小失误就不会有我这般的敏感了。
可能有一首李谷一当年唱过的歌在全国人民心头都暗淡了，包括演唱者本人，但它仍然“明”在我心头。它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李谷一为反映宜春地区农村集体联产承包制而拍摄的纪录片《他们走上了富裕之路》的插曲《一把钥匙开金门》，作曲是王酩、郭志成，作词是凯传，词、曲、唱都是那个时代顶级人物来担纲，可是给宜春农村这项制度创新以莫大的褒奖，让我这个宜春老乡觉得脸上有光。我按照《宜春广播电视报》上发表的词谱练唱，并在收音机中用李谷一的原唱来“校对”，在一些空暇时间，我就唱着这首“稍快喜悦地”的四二拍小曲，来表达一份“自慰”般的喜悦：历史上的宜春还从没享受过在“主旋律”中获得表达的待遇吧。遗憾的是，这首“三俱美”的歌曲在宜春歌坛得不到复制，吴某人嗓门再大，也波及不到我家卫生间以外空间。为放大这把“钥匙”，我几次想打电话给宜春电视台《乡土乡情》栏目组，请他们把《一把钥匙开金门》作为该栏目片头曲，如果能配成管弦乐作为宜春各种大型会议的暖场曲那就更好，把它一直复制下去，复制它十年二十年，让它加入到宜春本土知识中，与宜春的非艺术相互激荡，彼此依存，形成宜春的传统，就像《迎宾曲》通过30年的复制成了广州的传统，但我担心给陌生的电视台编导组解释不清这其中的意义，也就一直没给他们送上这个免费点子。正因为像我这样对本土文化不作为的人太多，宜春就缺少构筑本土文化的素材。
李谷一的歌声构筑了吴某人，也一定可以构筑宜春。这个发现我是从周志文的一篇文章中发现的。周说自己随性又随缘地东听一段、西听一段曲子，听多了，竟然也有发现，就是“人生在某一个奇妙的阶段会突然说我懂了，这时候，一些本来不相关的事相关了，本来没有连接的事看出了连接，原来，那就是意义产生的经过。”30年后，我还记着马建昌给我说过的那句话，唱着别人都忘掉了的歌曲，对出生于一个毫无音乐成分家庭的我来说，突然发现音乐与自己生活的连接，并由衷地期待音乐与自己故乡的连接，只要宜春将一首自己的曲子反复回响，一有机会就填充宜春人民的生活空隙，成为他们回忆与想象的背景，音乐与宜春也就相关了。可能某一阶段宜春的人世变迁了，但那时的音乐还在，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