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拐”是我的第四个舅舅，比我还小一岁，出生于1957年。那时，我母亲早已出嫁（她是老大），其下的大舅、二舅、三舅个个都是半大的小子，成天打打闹闹，搞得全家鸡飞狗叫的。外婆便想再要个“贴心小棉袄”（小女儿），可惜老天不帮忙，生下来仍是个带把把的小崽崽。
小舅五岁时得了一场病，经常喊脚痛什么的，时值1962年，正是共和国“三年灾难”时期，人们半饥半饿，个个在为生计挣扎，根本顾不上小舅的病痛。就这样，活蹦鲜跳的小舅成了跛脚，以至我们甥舅之间一旦口角起来，我便会极不恭地喊他“老拐”。望着小舅一瘸一拐地在禾场上彳亍而行，外公外婆总是皱紧眉头长吁短叹，为他的未来担忧。
那年月的生活的确很清苦。我家住在县城，父为一般干部，母是小学教师，虽不至于为无米下锅发愁，但是锅下烧的柴火则是需要靠我们兄妹几个供应的。打小起我们就拾煤渣、捡干枝、割茅草等等，穷人孩子早当家。
每逢周末，我们兄妹三个便别着镰刀，扛着筢篓，带着绳索，步行六里路到外婆家去打柴，而小舅和村里的几名小伙伴一定是等着我们的。在外婆家匆匆喝过几口水，我们一般都朝村庄的北山奔去，因为那里长着比较茂密的茅草，还有成片的松林，树下落满了金黄的松针，是搂松毛的理想之地。小半天之后，我们看看茅草割得差不多了，松毛也拢起一大堆了，便满山坡找野果吃。红红的山楂、紫紫的蛇泡、长满刺的“糖罐子”等，都是那物资极度匮乏年代解馋的好东西。等吃到满嘴都是渣渣时，我们便开始“打会”：每人拿出一小堆茅草堆在一起，于十余米开外划一条界线，用手中的镰刀朝草堆扔去，谁扔的最准“会”就归谁。小舅腿脚不行，手头却是极准，每次“打会”，小舅总是赢得最多。这时他便会慷慨地分我一半，其他人也不会有意见，因为是“舅舅给外甥”。甚至别人赢了的话也会分一些给我们，有时还帮着我们打柴，每次我们兄妹的担子总是满满的。“城里没有柴，送些给他们街上人。”小伙伴们大方而自豪地说。有时候镰刀扔得难分胜负时也会争吵，吵着吵着便七八个人扭成一团，在山坡上滚来滚去。如此嬉闹几番后，眼见太阳已当顶，村里也升起了缕缕炊烟，伙伴们才意犹未尽地挑柴回家。
通常这个时候，外婆已烧好饭菜，在等着下田干活的外公、舅舅和我们。饭是常年的红薯丝掺米饭，菜一般是南瓜、茄子什么的。偶尔也会有一碗蒸鸟蛋或是辣椒炒泥鳅———那就是小舅的功劳了！小舅虽然脚有残疾，但是无论打柴捉鱼掏鸟蛋样样都在人先，因而不仅是我们这一班半大小孩，连村里的大人也笑称他是“飞天拐”。然而，就是在外婆家饭桌上我和小舅结了怨。那天，当我吃完一碗干饭（只能吃一碗）到厨房添稀粥时，先是狠狠往嘴里塞了几大口饭，然后实实地往碗里填了小半碗，再飞快地舀了一勺菜粥盖在饭上。不幸的是秘密被小舅发现了，他当即在饭桌上进行了“揭发”，大舅、二舅及三舅眼睛直愣愣地瞪着我，外公外婆也沉默不语。我顶不住这如锥的目光和巨大的压力，终于“哇”一声哭了起来，随之我弟、我妹都哭了……那年，我刚满十三，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懂事后我并不怨恨舅舅们。要知道，在上个世纪 60年代末期，一切都是计划经济，我父母粮食定量是每月28斤，我们小孩也是按岁数每月十几斤不等。农村也因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稻谷全年亩产只有四五百斤左右，外婆一家都在生产队按人头称谷碾米吃，粮食远远不够，因而一天只是吃早、午两顿饭，每人每顿只能吃一碗“干饭”。晚餐若能吃上个芋头，啃上个红薯已很不错了。我三个舅舅都年轻力壮，田里水里忙活，肚子里常常感到空空如也，“有时饿得眼发绿”，他们后来告诉我。在这种状况下，我和弟妹们还时而来和他们“争食”，还“偷吃”，难怪他们眼中“喷火”。
但我当时确实怨恨小舅：你是我的“哥们”呀，你怎么能“出卖”我？并且毫无理由地骂他是“死老拐”，是叛徒，是《红灯记》里的“王连举”！
光阴似箭，我和小舅们都在磨难中长大。1974年，我下乡插队劳动；1978年，我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考入大学；再后来，在宜春参加工作，娶妻生子，安家乐业。忙碌之中，也经常收到数百里外舅舅们的种种信息：大舅二舅三舅都很好，都分田了，都丰收了，都成家了，都生子了。小舅境况似乎不妙，分家后因身体残疾耕作不力而责任田歉收，同样是因残疾到了婚龄而难以成家，等等。
但“飞天拐”就是“飞天拐”。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和政策的进一步宽松，好消息又渐次传来：“老拐”学照相了，骑着自行车走村串户给人拍照；“老拐”做生意了，在村里最早骑上了“洪都”；“老拐”买农用车了，给人拉砖拉土拉水泥赚了不少钱。1987年 ,年满三十的小舅“老拐”喜结良缘，取了个体健貌端、家境富裕的年轻姑娘为妻，把十里八乡的后生崽都嫉妒死了！据说有个后生曾问过我的小舅妈：老拐身高一米五，你一米七；老拐走路一边歪，你走起路来一阵风。你为什么跟他？我小舅妈回答说：老拐脚拐心不拐，个小志不小，为人善良而聪明能干，你比他差远！那后生闻言面红耳赤而去。于是乎小舅、小舅妈夫妻两人相亲相爱，勤奋治家。时光飞转，如今，两个牛高马大、相貌堂堂的表弟都已是大学生了。
而且好消息还不止这些。今年七月初的一天傍晚，我家的门被两个不速之客敲开，来客竟是从来没到过我家的小舅和他的司机朋友，手中还提着一大袋花生和数十斤奉新优质大米。问他来宜春是做生意还是找我有什么事？回答竟又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小舅是来宜春市残联开会的！他告诉我：小舅妈十分能干，家中六亩田的活，她一个人就全包了，而且一年亩产达1700斤，粮食多得没地方放。他就办了个养猪场，现在有100多头猪，收入十分可观。作为残疾人致富的典型，他当选为县残联委员，年过半百的他去年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次是到市残联参加会议来了。
听了小舅的述说，我十分感叹，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庆幸他赶上了好时代。试想，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如果“田里滚泥、土里刨食”还是农民的唯一出路，我的残疾小舅“老拐”能有今天吗？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老拐”的大名叫刘为功，家住江西省奉新县冯川镇路口村。尊敬的读者，如果您恰巧路过该地，不妨进去坐坐，我小舅“老拐”两口子一定会十分欢迎您，会给您煮上一碗甜甜的酒娘汤，里面还卧着三个香喷喷的土鸡蛋。